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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忘却的纪念:抗日战争中的一套珍贵医疗器械

发布时间:2015-08-25作者:器械科---整理

纪念八路军中的德国医生汉斯·米勒



    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即将来临,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,我们特刊发此文,讲述抗战中一套珍贵的医疗器械和他的主人公的传奇故事。


     汉斯•米勒,德国人民的优秀儿子,在瑞士巴塞尔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,来到中国积极投身抗日战争。他曾跟随八路军转战太行山,参加过百团大战,在抗日前线挽救了无数伤病员的生命,被誉为“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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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3年汉斯.米勒18岁高中毕业

      在北京安定门内一处幽静的小四合院中,生活着一个特殊的家庭:已故男主人汉斯·米勒,是著名德裔犹太医生、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;妻子中村京子,日本籍,在中国生活了70载;女儿米密瑞士籍,女婿德国籍;儿子米德华美国籍,儿媳中国籍;孙女米安琪英国籍……这个被称作“小联合国”的家庭,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近60载。

  不知拐了多少道弯儿,记者终于找到了米勒大夫的家。敲门,一阵犬吠声起,中村女士开门,笑容可掬地迎了出来。她看上去比80多岁的实际年龄要小得多:浓密的黑色卷发,白皙的面容,走起路来显得很轻盈


  “让我谈谈米大夫,好啊!”记者和米勒的夫人、日本国际友人中村京子通过电话后得知,原来大家都称呼他“米大夫”。

  “米大夫是在中国抗日前线(包括解放战争)工作时间最长的外国医生。”谈及自己的丈夫,中村老人自豪之情溢于言表:

......

    1915年,米勒生于德国莱茵区杜塞尔多夫城。

    1933年,米勒高中毕业。有一天他和伙伴们惊奇地发现,德国上空的旗帜换成了法西斯标志,拥有犹太血统的他,不得不选择离开德国。米勒来到瑞士巴塞尔大学学医,在这里他结识了中国同学蒋兆先。从这位中国好友口中,他得知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种种暴行,中国军民抗击侵略的英勇精神给他留下深刻印象。

  博士毕业选择前程之际,米勒拒绝了去南美开个人诊所的建议,24岁的他甚至卖掉了自己唯一的相机筹经费买船票只身远渡重洋,坚定地前往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——中国。

    1939年5月,米勒来到香港,在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会与廖承志相识。同年9月,经廖承志等人介绍,米勒前往延安,见到了毛主席,并参加了八路军。当时他坚定认为“法西斯当下的确很猖狂,但一定会被打败”。起初米勒被安排在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工作,他却待不下去,在延安工作一段时间后,他请求上战场,他说:“作为医生,战场更需要我。”在米勒的多番请求下,中共中央批准他来到位于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总部。从此,这位拥有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德国人,成为一名八路军的战地医生。

     1939年和由巴苏华、柯棣华等人组成的印度医疗队前往太行山,米勒加入八路军129师,并参加了百团大战。战斗激烈的时候,米勒一天要救治上百名伤员。米勒的儿子米德华向记者转述:“爸爸在太行山前线工作,一次听说日本兵来扫荡,距离他们只有8里地,他们赶紧组织转移,那时爸爸有200个伤病员,40个重伤员,他带着老百姓背伤员抬担架,一趟趟往山上送。他们抬最后一个伤员时,山下已硝烟四起,真是非常危险......爸爸最得意的是,有一次救了村里一对母子的性命。一个产妇难产,生命垂危,可他们就是不肯找一个男大夫,还是洋大夫去接生。在最后危急时刻,产妇的丈夫才跑来找爸爸,最终孩子和母亲都得救了,村里人竖起了拇指,这个事情让爸爸高兴了一辈子。”

     前线的艰苦、辛劳和危险,今天都难以想象。“当时,哪有做手术的条件啊!门板作担架,老百姓的家就是手术室,手术照明靠的就是蜡烛和煤气灯。”据说,当时米勒从瑞士带来的一套手术器械,是当地唯一一套完整医疗器械。

      抗日前线环境特别艰苦,吃不饱肚子,缺医少药,米勒努力克服,甚至带病坚持工作,直到累晕过去。可是他却经常把小米、鸡蛋分给重伤病员,坚持说“我不需要”。在前线期间,米勒曾感染疟疾高烧不退,在返回延安的途中,米勒昏迷了4个星期!没有西药,老百姓就用山上采来的中草药为他救治,命大的米勒终于活过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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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在返回延安穿越危险的日军封锁线时,米勒的手术器械丢了。“这套手术器械不知救治过多少人哪!米大夫心疼得不得了,仿佛丢了自己的孩子。”中村京子告诉记者,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中,米大夫没能再添置过一件必需的医疗用品。

   “米大夫是家里独子,他们一家三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。米大夫高中毕业被迫离开德国,竟是与父母的永别。抗战期间,母亲曾从德国辗转来到上海找儿子,然而最终也没能和当时正在抗日前线治病救人的儿子见上一面。1974年我们第一次回德国,米大夫的父母早已不在。”米勒坚持正义的崇高理想,一直让中村钦佩无比——米勒和他的家庭遭受了法西斯的残害,但他不是一个消极的避难者,而是更积极地投身反法西斯战争,并加入到斗争最前线。

     米勒在世时曾说过:我能够参加中国人民革命斗争,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尽一份力量,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年代里,我又能把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同中国人民辛勤劳动融为一体,为此我感到幸福和欣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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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时期在抗战一线的汉斯·米勒

命运的偶遇

     中村京子1930年生于日本。1945年,年仅15岁的她和那个年代的许多日本青年一样,在一切为了“圣战”的狂热下来到中国,被分配到辽宁锦州“满铁”护士学校学习。时隔不久,日本战败,中村所在的护士学校被中国的军队接管。恐慌中的她为了能够有个暂时的安身之所,成为红色革命阵营中的一名护士。在辽沈战役前线手术队,她遇到了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德国医生米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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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二战结束后,米勒准备回国,得到第18集团军总部的批准,朱德等为他出具了相应的证明材料,后因外部环境原因未能回国,又投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事业,1946年,被任命为冀察热辽野战总医院的院长。全国解放后,先后在中国东北和北京担任医院和学校的领导职务,为中国的卫生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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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德总司令给汉斯·米勒出具的证明(2007年5月,汉斯·米勒的夫人中村京子女士将此文物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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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村京子和儿子在北京的小四合院家里

  “您和您儿子的中文说得真好!”记者赞叹。

  “儿子是京腔,纯粹的北京爷们儿!”中村京子笑得前仰后合。走进客厅,只见书桌上摆放着《北京晚报》、《老年生活》等刊物,都是中村每天必读的书报,一旁还有用中文做的笔记。

  “日文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,反而对中国的历史和政治了解更深。”中村说。记者点头表示理解。举目四望,她的家中一尘不染,每件家具、用品都干净整洁,这让记者想到了她曾经的职业———护士。当年,也正因为她的一丝不苟,让米勒大夫一见倾心,甚至苦苦等待了两年……谈起过往,中村和儿子愉快地回忆着,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。

等待两年的爱情

  1949年7月的天津,两位解放军战士的简单婚礼,引发了人们的好奇。用战友们的玩笑话说,一个西洋的德国佬,一个东洋的小日本,在中国的土地上绽放了爱情之花。婚礼的新人就是汉斯·米勒和中村京子。米勒不懂日语,中村不懂德语,汉语成为他们感情交流的唯一纽带。

  他们的爱情并非一帆风顺。中村回忆,“当时他说还可以等,但我说你别等,等我没有用的……”

  辽沈战役开始后,中村被派到前方医疗队,负责配合医术精湛的手术队队长米勒进行手术。“我到最后(米勒去世)也没有问过他为什么喜欢我(笑),可能因为我和他配合得很好吧,护士和医生配合默契很不容易。他的一个眼神、一个动作,我就知道要递给他什么工具。”

  中村还记得,在自己即将离开时,米勒把她带到一棵大树下,“他让我坐在树根上,问我是否同意两个人一起生活。我一下子蒙了,那时我才17岁,真想回家啊!我对他说,我要回家,我们两个没什么可谈的了……”就这样,中村回到了原单位,在军队做老干部的保健工作。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,两年后的一天,一纸调令,她又回到了米勒的身边。

  米勒亲自到火车站去接她。“单位的部长找我谈话,说你没有解决个人问题,米勒也没有解决个人问题,我们给他介绍过两个,他都不同意。你想想,他可等了你两年哦!那时我19岁,米勒比我大15岁,已经34岁了。我觉得挺对不起他的,我只是一个普通护士。我说,好吧,我想一想。”

  中村开始尝试着和米勒交往,她渐渐发现,这个高鼻梁的外国人有很多优点。“米勒是个很有主见、坚持正义、不随风转舵的人,也不会刻意恭维领导,而且他身上有很多德国人的优秀品质,做事情相当精准、守时。”相处半年后,中村答应了米勒的求婚。

  1953年秋天,当中村看到同乡开始返回日本时,她女儿已经3岁了。那时,她正在长春工作。“让我抛弃丈夫和孩子,抛弃这个家是不现实的,我不可能走。我忘不了和米勒一起去给医院的日本朋友送行,他们都一起向我挥手,一起喊‘中村加油!生活幸福!在中国好好过!’火车启动了,唯独我留了下来。”

买不起猩猩,用自己做试验

  新中国成立后,汉斯·米勒先后担任长春第三军医大学第四学院院长、沈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、北京市积水潭医院教授、北京医学院副院长、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等职务,并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、七、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,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他虽然不像白求恩般家喻户晓,但正是他,引进了测试乙肝的试剂及乙肝疫苗技术,我国才得以成功研制出乙肝疫苗。

  中村说,米勒一直惦记着中国的肝病防治。1972年中日建交,中村和米勒第一次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日本,探望在福冈乡下的父母亲。“米勒专门去拜访了日本肝病学家西冈久寿弥,并且带回乙型肝炎检测的药液。”中村记得,这是米勒大夫一直想要的,他将试剂带回北京大学人民医院,“可是中国那么多人口,我们不能老跑到日本去要,中国一定要自己研制成功。”

  “那时,北大人民医院的条件非常艰苦,一个6平方米的小房间,试验器械就是病人吊针用的瓶瓶罐罐,他们硬是在里面没日没夜,搞了整整两年,研制出乙肝疫苗。”中村向记者透露,其实最初,米勒是受到美国《科学》杂志的一篇学术论文启发。“后来疫苗研制成功,美国教授布朗伯格到中国来参观,看到是在这样的小房子里研制的,惊讶得目瞪口呆。”

  中村饶有兴致地回忆着:“你们想象不到,疫苗刚试验成功必须要有临床试验,那时候医学惯例是用猩猩测试,可是他们太穷了,哪里买得起猩猩。米勒就和时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陶其敏商量,想用自己做试验。可是陶主任一直没说话,第二天,大家发现他已经偷偷给自己打了一针……”在汉斯·米勒和陶其敏的带领下,经过10多年的积累,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肝病方面的研究走在了国内同行前列。1984年,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成立了肝病研究所,陶其敏任所长,汉斯·米勒任名誉所长。

  1989年,卫生部授予汉斯·米勒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白衣战士荣誉证书。最让米勒激动的是,1951年,他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,1957年,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在中国60多年,从没觉得自己是外国人

  1960年,米勒调回北京工作,直至1994年逝世。中村忘不了米勒生前的嘱托。米勒临终前说:“我不在世的时候,你不要回家,就留在中国吧。我们认识是在中国战场的军队里,结婚也是在军队里,我们的结婚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中国共产党教育了你、我,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。”中村告诉记者,虽然她在中国工作生活了这么久,再没有遇到第二个和她一样的日本人,但她并不像有些人说的,觉得不太方便,“生活在中国,我心里真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外国人。”

  中村选择了留在中国。她从北京积水潭医院离休后,过上了和普通北京百姓一样的晚年生活。她对中国的政治非常关注,“我最近一直在看十八大的报道和解读,还认真做了很多笔记。”中村拿着笔记对记者讲,“你看我们十八大还是强调要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。这一次提出的几个重点建设里,除了经济建设,还提到了生态建设,第一次正式把生态也列进来。”

  “您对祖国的大政方针这么关心啊?”记者问。“当然了,一个人离开了政治,就等于离开了生活,”中村还专门拿出十七大时她做的笔记来给记者进行对照,感叹中国的飞速发展和变化,“我女儿前不久看了一个国外拍的专题片,专门从瑞士打电话给我说,妈妈你真是太幸运了!跟随爸爸,留在中国。她看到很多当年的日本人来侵占中国领土,最后这些人的处境特别悲惨。我真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人,在中国60多年,中国每一次运动我都经历了,也参与了,我没有受很大的苦,现在最希望的是看到祖国有更大的变化。”

  谈起中国的变化,中村滔滔不绝。她说有时候晚上躺在床上,自己刚来中国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。“那时候感觉到两大怪,一是中国人的着装怪,东北人都是大长袄,厚毡帽。女人的帽子最有特点,富贵人家的女士帽子中间一定有一颗翡翠;还有他们都吃大蒜,到处都弥漫着大蒜的味道。原来我在日本没有吃过蒜的,那种味道我到现在还能记起来。”中村又一次爽朗地笑了。

  她说自己第一次感觉到变化是来到北京后。“那时候我们住在友谊宾馆,那里还住着很多外国专家,每逢周末外国专家的夫人们都会举行舞会,大家穿得很华丽;我发现中国百姓也有了变化,虽然还是穿黑灰白,但是款式不再那么单一了,领子、袖子都开始有了各种设计,说明大家有心情关注生活了。”

  中村说,她和丈夫喜欢生活在北京的胡同,喜欢周围的邻居。他们出门从不仰起头高高在上,反而都是谦卑地低着头。“米勒是个很幽默的人,在延安就和老百姓打成一片。我刚开始住在这个小院时,周围邻居的条件还不是很好,很少有人和我交谈。可是后来他们开始和我打招呼,‘米奶,你回来啦?’‘出门呀?’特别是80年代以后,我发现邻居们脸上的表情都变了,轻松下来,开始享受生活了。”

  中村现在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,“也看青年刊物,了解进步思想。”累了,她就去离家不远的后海散步,“公园里最能体现中国人民的生活变化,原来散步的都是老年人,现在中年人也很多,各种小团体,演奏的、唱歌的、民间表演的……太丰富了!”

拥有6国国籍的中国家庭

  在北京市地安门内大街的这座小院里,米勒和家人真正开始了作为普通中国公民的生活。在这里,米勒的第二代、第三代陆续出生、成长,这个拥有6国国籍的“小联合国家庭”,无论身在哪里都无法割舍对中国的眷恋。

汉斯·米勒在世时和他的孙辈

  中村的孩子们都长着欧洲人的脸庞,操着流利的中文。特别是外孙女,是个标准的欧洲美人,也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,“外孙女的中文说得可好了,你会以为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,她每年暑假回来看我,一回来就纠正我的咬字发音,俨然就是我的中文老师。”

  平日寡言少语的米德华,也让中村很欣慰。“我这个儿子就是典型的北京男孩,忠厚、热心、讲义气。”米德华和姐姐米密都毕业于清华大学,米德华最早在英国公司从事贸易工作,经常出国,“那时候出来进去没有现在这么方便,外国老板觉得手续繁琐,给他改成了美国国籍。米德华心里一直不愿意。他只喜欢中国。”

  米德华青年时期,总是喜欢和周围的邻居在电线杆下一起打扑克,“谁输了就摸着墙走,他总对我说,妈妈这个多好玩,国外就没有。”中村回忆,80年代邻居们还没有汽车,谁要是生病了,晚上就来敲米德华的窗户,“因为他在外企上班,当时单位配了车。米德华总是二话不说就去医院了,不管多晚,还一定要等看完病,把邻居们再送回来。”居委会还曾给米德华送来锦旗,表彰他给胡同义务当保安,“那时候周围有小偷,邻居老丢东西,他就守在巷子口。”“还记得唐山地震时,很多邻居的房子塌了,住着临时帐篷。米德华买来好多敌敌畏,组织伙伴一起给邻居们除蚊虫,不知道烧破了家里多少脸盆……”中村再一次捂着嘴,幸福地笑着。

  谈起中日关系,中村气愤地摇头,“我真的是想不明白,这是中国的岛屿,这是非常早的时候日本就有文件的!他们为什么不能看一看?为什么不往前找一找?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很不容易,他们这么轻易地破坏了,非常可惜。”

  “晚年您想回家乡吗?”记者问。“这里就是我的家乡啊!我喜欢留在中国,日本的女人多不自由,没有经济大权(笑)。中国妇女腰杆多硬,自己工作,经济独立,有社会地位,中国多好!”临别时,中村将记者送到门外,鞠躬道别,还不忘指着周围的街道说,“你看这里打扫得多干净。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!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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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生平简介:汉斯·米勒,1915年生于德国,1939年7月来华。曾任延安和平医院门诊部主任、晋东南国际和平医院医生、第十八集团军卫生部流动手术队队长兼129师医务顾问。1950年加入中国国籍。历任长春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院长、教授,沈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兼儿科系主任,北京积水潭医院教授,北京医学院副院长、教授,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等职务,并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、七、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,因病于1994年12月4日逝世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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